有關中日之間的時政新聞,俠客島諸君總是非常關註的。
  來看一條新聞: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11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有關中國政府將二戰期間南京大屠殺及慰安婦相關資料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記憶遺產”一事,日方已向中方提出抗議並要求撤回申請。
  對這條新聞,中國已經有官方的回應了。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中方不接受日方無理的交涉,也不會撤回申報。
  俠客島今天就借這條消息,和讀者探討日本的一種國民性。
  先放一個判斷句——“(日本人)與其說他們重視罪,毋寧說他們更重視恥。”
  這個判斷,不是俠客島的原創。說這話的,是一位美國女士,名叫魯思·本尼迪克特。她的名字也許您沒聽說過,但她寫的書您即使沒有看過,書名也一定聽說過,叫《菊與刀》,很有名吧?事實上,本尼迪克特女士在1946年出版的這篇帶有美國政府內參性質的文獻,也的確是日本研究的名著。就是在這本書中,她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為“恥感文化”。
  怎麼理解“恥感文化”這個詞兒呢?我們再看她進一步的描述——
  “在以恥為主要強制力的地方,有錯誤的人即使當眾認錯、甚至向神父懺悔,也不會感到解脫。”——認錯了也不會感到解脫,啥意思?難道是要羞憤而死嗎?才不,接著往下看:
  “他反而會感到,只要不良行為沒有暴露在社會上,就不必懊喪,坦白懺悔只能是自尋煩惱。”——明白了嗎?這才是核心,關鍵是別暴露自己的不良行為。
  不得不說,美國人本尼迪克特近70年前的日本觀察,真是既經得起實踐的考驗(她的研究影響美國對日決策,事實發展也與她的預測基本一致),也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啊(這麼多年過去了,她的這些判斷還可以幫助我們看清日本那些不得人心的舉動)。
  近來,日本政客們在歷史問題上的表現,真是深得“恥感”。
  上至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下至在靖國神社門前游走的日本右翼分子,蓄意挑戰國際公理的底線。日本屢次修改歷史教科書,對於中韓等國的抗議置之不理。在美國國會議員於2007和2014年先後提出並審議涉及日軍強徵慰安婦問題的決議案時,日本政府百般阻撓。在美國洛杉磯準備設置慰安婦像時,十幾名日本地方議員竟然組成所謂“抗議設置慰安婦像的全國地方議員會”並前往洛杉磯,向當地政府遞交要求拆除雕像的抗議信……日本國內否認和美化侵略歷史真已成為一股歷史逆流。
  你聽聽菅義偉說的,這叫什麼話?“在需努力改善日中兩國關係的特殊時期,出於政治目的利用教科文組織,對兩國間過去的一段負面遺產做不必要的強調,令人極為遺憾”。“雖然不能否認日軍進入南京後存在殺害平民及掠奪的行為,但具體遇難人數尚存各種疑問,政府難以作出判斷。”
  什麼叫“政治目的”?語焉不詳。
  什麼叫“不必要的強調”?日本不想讓更多的人記得過去的罪行。
  更有意思的措辭是,什麼叫“兩國間過去的一段負面遺產”?侵略和屠殺,可以找這麼溫和的詞語做同義詞麽?日語難道這麼不講究?
  什麼叫“政府難以作出判斷”?判斷其實是有的,就是不認賬嘛。
  可是歷史上的這筆血賬,日本想翻過去,比針眼裡塞個駱駝還要難。因為他得修改別人的記憶,假如世界的記憶可以格式化,日本人恐怕會想辦法給全世界人腦袋里裝硬盤。
  拿《人民日報海外版》12日的頭版評論標題說話,日本的強盜邏輯無非是:我可以屠城,你不能出聲。天下滔滔,能容得下這樣的“道理”麽?
  南京大屠殺和日本強徵慰安婦是人類歷史上的黑暗一幕,日軍犯下的這些纍纍罪行鐵證如山。在世界記憶申遺成功的案例中,有奧斯維辛集中營,有塞內加爾的黑奴貿易碼頭,全世界難道不應該記住日本曾經有過的滔天罪惡嗎?
  “奧斯維辛之後,沒有詩!”
  那麼,南京大屠殺之後,沒有什麼?日本人想說,沒有這段記憶。
  最後再說一個關於日本人的段子:
  在日本,有個商人好意提醒一個武士,他背上有個跳蚤。武士大怒,把商人砍成了兩段。理由真是簡單粗暴到奇葩,因為跳蚤是寄生在牲畜身上的,把高貴的武士與牲畜相提並論,那是不能容許的侮辱啊。
  這個段子同樣不是俠客島編的。寫這個故事的是個日本人,叫新渡戶稻造,他的書同樣赫赫有名,叫《武士道》,一百多年前寫的書了,當時日本還處在自己的上升期。一百多年後,這個故事的結尾恐怕要修改,因為那個善意的商人居然已經變得比武士還能打。
  (東郭栽樹/文)
(編輯:SN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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